完成换届后的中美两国如何互动？
作者：龚婷（Gong Ting）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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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边关系受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严重偏差的影响难以得到实质性提升和改善，但美国以“战略竞争”为主导的对华政策框架也难以得到美国国内所有涉华利益攸关方的认同，行政部门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具体的阻力和挑战。
在经历2022年的激烈博弈和临近年末的密集互动后，随着美国第118届国会开幕，以及中国召开两会并完成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机构的换届，中美关系进入2023年以来呈现出更趋复杂的图景。尤其是近期，两国互动的态势更加表明，对于对方的认知和定位，对于双方应该如何相处，中美在理念和行动上的差异越来越大。
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的对华氛围很大程度上已被“两党一致”“府会一致”的对华强硬情绪和“竞赢中国”诉求所主导，而第118届国会成为促使其进一步恶化的关键推手。近期，国会在双边关系中的负面作用达到中美建交以来新高峰，围绕多个敏感重大议题密集提出并通过了数项极具颠覆性的法案。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对华定位更趋极端，新设的“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尔格尔甚至渲染美中竞争是关乎“未来与基本自由的存亡之争”。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正快速扩充“挺台抗陆”工具，以“台湾有事”为情境储备对华制裁方案的姿态愈发高调，甚至提出“军事对抗”意味极其浓厚的对台“武器租借法案”。继佩洛西“窜台”引发中美关系新一轮危机后，新任众议长麦卡锡“窜台”传言与蔡英文“过境”窜美、新任众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窜台”叠加共振，国会与台湾当局“交往”势头迎来新高，众院还要求美国务院解除对台“交往自限”。
国会还试图推动对华“脱钩”从关键和高科技领域向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方向发展。从提出废除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中国贸易法案”，到以415票对0票在众院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再到举办“围猎”TikTok的听证会、呼吁加强美对华科技投资审查，这些动向折射出国会特别是其中的强硬力量力求中美交往和经贸关系大幅“倒退”。虽然这些法案未必能通过，但其影响已从联邦蔓延到地方和更广泛的群体，这从近期得克萨斯和南卡罗来纳通过禁止中国公民购买不动产的新规就可见一斑。
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操盘手”，在继续推进作为美全球战略关键目标的“竞赢中国”议程的同时，美国行政部门的考量显然更为复杂。一方面，近期新一轮“四边机制”外长会举办、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计划公布、“印太经济框架”第二轮谈判开展和第二届“民主峰会”召开等动向说明，以加强盟伴体系网络化、价值观外交、锚定“印太”地区等为核心要素的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正在走向深入。另一方面，白宫与新一届国会在对华“竞争”的具体节奏上也呈现出区别，更强调防止“竞争失控”甚至出现直接碰撞。在国会就“气球事件”不断造势的同时，白宫和军方近期似乎有意淡化其外溢效应。同时，行政部门更倾向于聚焦“精准脱钩”，而非国会内部所主张的大面积和颠覆性“脱钩”。
在两会后，中国在继续批评和反对美国以“竞争”为主导以“竞赢”为目标的对华战略的同时，对外和对美密集传递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声音。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李强总理强调中国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强调中美应相向而行并探索正确相处之道。在随后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美国工商界人士密集访华，强调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希望继续深化对华合作，传递出与当前华盛顿对华截然不同的态度。
李强总理在会见参加论坛的境外代表时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包括苹果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等美企高管在内的外方代表表达了对华积极信号。论坛期间，国家副主席韩正会见包括美企雅培公司在内的多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外交部长秦刚集体会见美国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包括美企苹果公司在内的多家跨国公司高管。这些动向反映了包括美企在内的美西方工商界不愿“脱钩”并坚持在华营商投资的信心，也传递出中国新一届政府继续坚定对外开放的意愿和行动。
在美国工商界积极对华互动同时，美国行政部门也在逐步推进对华“接触”。近期美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局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低调访问了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与中国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对话，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应约与他进行了沟通。白宫、军方、外交、财政、商务等部门也展现出希望与中方保持沟通对话甚至来华访问的诉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中国主办的博鳌亚洲论坛等场合，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领导人强调团结应对全球问题、反对世界经济碎片化，西班牙、新加坡、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也表达不愿对华“脱钩”的明确信号。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也在加快推进，表明中国正在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从中美近期互动的动向可以看出，双边关系受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严重偏差的影响难以得到实质性提升和改善，但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所主张的以“战略竞争”为主导的对华政策框架也难以得到美国国内所有涉华利益攸关方的认同，行政部门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具体的阻力和挑战。与美国工商界类似，近期美国媒体、学界和国际社会也出现不少反思对华政策的声音，《纽约时报》甚至刊发社论质疑美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在范围和深度上的加码，也将伴随着来自美国国内更多的分歧和质疑，以及美西方内部和国际社会更多的疑问。
下一阶段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将面临几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包括美国国内各群体和美国盟伴在内的全世界进行密集和正向互动的同时，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和“脱钩”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认同”“支持”和“跟随”，而不是逐步走向自我设限甚至孤立？此外，随着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政治在牵引中美关系中的负面作用显著上升，以及2024总统大选年的临近，美国对华的冒进性和危险性将发酵。拜登政府一直以“负责任的竞争”和“避免对华冲突对抗”为口号，如何防止双边关系进一步下滑甚至“脱轨”，美方特别是白宫也亟需在应对国内尤其是国会政治氛围与开展对华互动之间寻求更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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